必赢 > 影视 > 一部饥饿的电影,一九四二

原标题:一部饥饿的电影,一九四二

浏览次数:81 时间:2019-09-02

年底突然有很多电影值得一看,本来想体验纯粹视觉震撼去看3D版的《2012》,但发现该片已经在新一轮大片浪头打来前下线,后来想体验奇幻影像激发的心灵思考去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结果电影票早已洛阳纸贵,买不到合适的时间,只能推后再看。最后,还是去看了《一九四二》,并不后悔,也不惊叹。

最近闲来无事,想着在泛黄的书架上找本书来看看的时候掉出了一张“一九四二”的碟片,正好闲暇,于是便播放了起来。

末日倒计时100天
一直有人在否认,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真实性。看完《1942》后过了很久,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来,忽然就想到,如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能有一个《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内地报道这件事,那么我们在今天,应该不至于只满足于知道大概的死亡人数,我们应该还能知道关于那场灾难的更多细节。
影片中,蒋介石因为上海一家报纸对河南灾情的报道大发雷霆,而对美国记者关于河南灾情的照片却不得不重视起来,从而直接导致了官方对赈灾态度的改变。一个美国杂志的记者,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无数人的命运。身为中国人,我们对此情此景无比熟悉,因为抛开现实不谈,就这几年公映的电影而言,我们还能在《黄石的孩子》里,看到一位英国记者拯救了中国的孩子,我们还在《拉贝日记》里,看到一位德国纳粹拯救了中国的民众,我们还在《金陵十三钗》里,看到一位美国的资本主义掘墓人拯救中国妓女……100年前,八国联军来中国,是为了掠夺中国的文物,几十年后,他们从事各种行业的后代来到中国,在中国的银幕上变身为一个个洋雷锋——不对,不能这么说,有他们的时候,还没雷锋呢!
一部饥饿的电影,一九四二。但是,我对洋雷锋的存在,感觉很不舒服,或者说,感到耻辱。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创造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我们一面要在银幕上宣扬洋雷锋的事迹,一面又让霍元甲和叶问在银幕上去痛打他们?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极度缺乏自信,极度纠结的民族呢?
我们为什么对奥运金牌如此热衷?我们的导演为什么对奥斯卡如此失落?我们又为什么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如此狂喜?这都是因为,我们需要在洋人面前证明自己。中国人,是有荣誉感的民族,是好面子的民族,但悲哀的是,我们只能通过这种虚构的,带有表演性质的荣誉来证明自己。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演员,一个演了几千年戏的演员。而《1942》,就把镜头对准了这个演员最真实,最惨痛的记忆之一。
《1942》里的张国立,在影片的开始,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好面子,逃荒的时候反复强调“我们不是逃荒,我们是躲灾”,他是灾民中几乎唯一穿皮袄的,但他虚无的荣誉感,马上就被一层层剥离下来。儿子死了,还能看出张国立很难过,可等到儿媳妇死的时候,张国立已经麻木了。张国立开始逃荒时穿的新衣服,到影片最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破烂不堪的老棉袄。我们心惊胆战地目睹了那个衣着光鲜的张国立变成影片最后衣服破烂孑然一身的那个麻木的老者,我们知道,两种人生的转变,从天堂到地狱的距离,不过只有100天的倒计时时间。
中国人的所谓面子和荣誉,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全片中唯一有灵魂的角色,是张默扮演的栓柱。张默的表演在他爹和徐帆等老戏骨的面前,不落下风,这是本片的最大惊喜。栓柱从一开始不愿意逃荒,到最后为了徐帆留给孩子的玩具被日本人杀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难得的大写的中国人,这个人和全片所有的人物逆向而动,所有的人都在一点点变成野兽,而张默一开始是一个傻乎乎的长工,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看着他一点点唤醒了人性。我不喜欢在银幕上看着一个人变成野兽,我喜欢看到一个野兽变成人。张默满足了我的期待。我得说,张默这个角色,几乎集中了整部电影所有让我有感觉的看点。
逃荒,作为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词,经常会出现在历史书里,但出现在大银幕上,我印象中是第一次。逃荒的场景无比惨烈,人们一点点麻木,一点点泯灭人性的过程更是触目惊心。仅就这一点而言,《1942》就足够让我们致敬。张国立、徐帆、李雪健和冯远征等老戏骨,也为今年的中国电影银幕提供了一次最出色的集体演出。他们的表演,不会让你有一秒钟的出戏,
张涵予的角色,是要单独说一下的。中国的银幕上,很少会出现牧师的角色,但这些年在冯小刚的电影里却屡见不鲜,《非诚勿扰》两部曲里都有牧师的身影,而这一次这个说河南话的牧师不再是打酱油了,而是有了血肉和灵魂。从这个处理上,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冯小刚的宗教情怀。张涵予的这个牧师其实是很失败的,他四处传教,被人嘲讽,他最后九死一生,回到蒂姆·罗宾斯身边,还提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们信上帝干什么?
这个问题不新鲜,在很多表现世界末日题材的好莱坞影视作品中我们常能见到。在《行尸走肉》或《生化危机》中,我们看到遍地僵尸包围的人类,我们也看到这些人提出过上帝在哪里的问题,但美国的编剧也找不到答案,他们所刻画的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逃荒:从东海岸逃到西海岸,从加利福尼亚逃到阿拉斯加,只不过区别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末日是警世的预言,我们的世界末日是惨痛的回忆。
整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线索过多,有些人物的面目就模糊了。比如张国立的女儿王子文这条线,逃荒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代这个人物,等到她最后一个在妓院中的镜头时,我们忽然发现,我们还没开始了解这个女人,她就已经结束了。蒂姆·罗宾斯在影片中纯属打酱油,不明白为什么要请他来。德里安·布洛迪扮演的白修德这个角色,其实比蒂姆·罗宾斯还失败,后者在影片中还和张涵予有过交流,而白修德基本和灾民是两条平行线,只看见他不断地举着照相机拍照,偷驴事件后,他管张国立叫朋友的处理很不错,我本以为他和张国立应该有一番对话,但影片竟然戛然而止。从白修德的身上,除了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没看到他和这场灾难的其他联系。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失败的。
很容易把《活着》和《1942》做比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得《1942》在深度上更加直接,更加肆无忌惮,也使得主人公的命运更加悲惨。不过《活着》相比余华的原著,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而我没有看过《1942》的原著,我不知道电影相比原著有没有做过妥协。我相信,就目前的审查制度而言,冯小刚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1942》,无愧于冯小刚最伟大的一部电影。

从1942到2012,7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这些在2012年走入电影院的年轻人,多半说不出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延津”的发音在唇齿间还显生涩,李培基、蒋鼎文、白修德的名字似曾耳闻,但毫无附着,“大灾荒”或“大饥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约等于“三年自然灾害”,冯小刚到底要讲什么,是每个人走进影院前都会问的问题。但70年又短到就像发生在昨天,短到就像奶奶手上戴着出嫁时的金戒指,你依然可以触摸,它依然散发出古旧的黄色。短到,编剧刘震云以命拙笔写下的这个故事,不过就来自母亲的亲身经历,就像姥姥告诉我胡同顶头那户人家的故事一样,它是那么近,却又那么不可思议。

必赢 1

天灾和战乱让一千万河南人在1942年走上了逃荒的道路。他们是去寻吃的,一个最原始、最基本、最无力违抗的需求,这个需求严重到农民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家乡,这是单纯面对战争都少有发生的事情。于是,这个故事围绕“饥饿”展开。饥饿的情绪贯穿了影片始终,你甚至觉得因为演员近乎苦行一般的挨饿表演,他们的创作也是饥饿的,无力绵软的台词,缓慢沉重的节奏,这个故事的讲述像是气若游丝的人无力起伏的呼吸一般,有些散,有些慢,有些薄。色调是饥饿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霾,演员的神态是饥饿的,当你看到瘦骨嶙峋的李雪健坐在颧骨微凸的陈道明面前时,你发现饥饿的又岂止是千万灾民,在1942年,整个民族都是饥饿的。

一九四二

看完影片的人都会觉得这个片子的主角是张国立父子,着墨做多,故事最完整。张国立饰演的地主,是一个待人宽善的东家,会用自家的白面换下犯法的长工,会用一碗小米安慰被迫卖儿的乡亲,会在等待死亡的末路上扶起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她重新走下去。当小女儿为了换回五升粮食把自己“成功”卖到妓院时,父亲的脸上竟挤出了一丝笑容,而几天前当女儿将自己喜爱的小猫贡献出来时,父亲还曾为此留下过泪水。哭泣与微笑,猫与人,你会发现饥饿这种无从抗拒的恐怖,轻易间摧毁了一切约定俗成、乡约民规、伦理道德、礼义廉耻。张默饰演的拴柱是好样的,如果说饥饿摧毁了上述所说的全部的话,在栓柱身上起码还有一些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比如爱。他为了找回丢失的孩子,忘记了随身携带的最要命的粮食,跳下西去的火车,几乎是主动放弃了求生的希望只为找回花枝托付他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当日本兵抢夺了他留给孩子的玩具时,他孱弱的身体里爆发出男人,或者说人,生命最后的倔强和力量,将日本人手中的馒头打落在地,也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在开始的时候以一段河南方言旁白开始 "一九四二年冬, 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在这长达一分钟左右的旁白中,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一个"吃的问题", 同时这也是贯通整个电影的主线, 而这《一九四二》主题为“人”,这似乎关注的是千千万万不同的群众,而故事也由四个不同的人物群体,四条不同的故事线索来展开。 

必赢,就像冯小刚在无数采访中说过的那样,(《温故一九四二》)“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所以,整部影片看下来你没有记住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当然,你可以说“逃荒”就是故事,但那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可以反衬出民族和人性杂质的背景布,一瓶在黑暗中缓慢发生化学反应,让人性真相曝光的显影药水。整部影片,我记住的只有情节,花枝被买卖孩子的讨价还价声吵醒,发疯地与丈夫争抢着孩子,她争抢的是作为一名母亲最后的尊严。老实蔫弱的瞎鹿在寻驴的过程中,被掉队的散兵一棒子打死在蒸腾热气的柴锅里,听到的只有一句“你怎么把他打死在锅里”的埋怨。李培基以河南省主席的身份求见蒋介石,但饭桌上接踵而至的战况汇报和国际大事,让这个本分尽忠的政府官如鲠在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有,就是书生气质的白修德仰望着呼啸而去的日军轰炸机,举起手枪发泄似的扣动扳机,大喊脏话。这些情节都历历在目,但故事却支离破碎。不过没关系,冯小刚早说过,这本书不讲故事,只讲命运。你记不住影片的主要人物,你才能记住那时中国人的群像,影片里“漫山遍野”的逃荒者,像决堤的潮水般倾斜开来的黑压压的人群,那些表情麻木,一边躲避镜头,一边寻找同伴的群众演员,他们才是这个电影的主角。

首先是由老东家(张国立饰)、花枝(徐帆饰)、瞎鹿(冯远征饰)、栓柱(张默饰)、星星(王子文饰)、儿媳妇(李倩饰)等作为故事最主线的人物中。他们代表的是普普通通的逃荒灾民。那个混乱的年代,饥荒,天灾,人祸,战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导火线。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出现日军,而是老东家的传统观念对亲生儿子的放纵,和对强势低声下四。恨其可悲的是他仅仅是个普通的有钱人家地主,即便是逃荒,他也对女儿说的尤为漂亮,"他们是逃荒,我们只是去避难”,逃荒刚开始的时候,老东家的家当远远多过其他的穷人家庭,而在老东家随着灾情的蔓延和严重,老东家的身份也一直在改变,原本是避难,到最后变成了真正的灾民。同样还有另一个悲剧人物,原本暗恋着老东家女儿的长工栓柱,作为一个年轻男性,栓柱有着对爱的执著,同样,在栓柱失去了星星后,与花枝的结合后在灾难面前迅速成熟起来。花枝是那个特殊时期中国母亲形象的一个典型代表,那就是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卖人”的桥段中,最引人深思的对白,劝服栓柱和她的儿女们的话,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麻木。

与胃肠饥饿同样无法违抗,无法逃避的还有性的饥饿。性与食品的交换成为连贯影片的一条虚线。从影片一开始,在油灯明暗的柴房里,少东家向前来讨食的花枝索取慰藉,饥饿人性下的尊严便被置于买卖撑杆的一端。拴柱把几块抢来的饼干暖在怀里,偷偷递给星星,这个在影片最后忽闪出最大人性亮光的角色,此时舍弃了食物,只为求得爱人的温暖。“被服厂”来找女工,谁都知道她们的工作不是缝制被褥,而是把自己贱卖为一团团的棉絮,在无数锦缎绸罗的被单上下翻滚填充,但星星还是去了,花枝也要去,因为只有这样她们和家人才能都有吃的。人到中年的花枝,甚至套上了喜庆日子才会穿的红棉袄,打扮得像是待嫁闺中的新媳妇,这在逃荒路上,甚至整部影片当中都是罕有的红色。如果说,《辛德勒名单》中的红色代表的是纯洁人性与生存希望的话,那这里的红色只是尊严熄灭前的残照。

必赢 2

影片最特别的情节是花枝在贱卖自己后,与拴柱换穿棉裤的画面。电影没有交代,观众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对因特殊原因而结合的夫妻,是否只是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但起码在电影画面中,这个情节是这对“新婚夫妇”在影片中第一次“肌肤相见”,脱裤子交换再穿上的动作,当然是花枝在嫁作他人妇之前为丈夫尽得最后一点爱,但在我看来,这个镜头也像是夫妻之实、夫妻之亲的隐喻,一对本不该走到一起的患难夫妻,用一个近乎仪式般的动作完成了他们对彼此的忠和爱,也许还有希望和嘱托,这也就是为什么拴柱会苦苦寻觅走失的孩子,花枝的孩子。

一九四二剧照

从影片叙事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的角色似乎不用出现,虽然托马斯·梅甘是河南灾荒的又一主要见证者和传播者。张涵予的乡村神父形象,是影片中黑色幽默的附着点,也是最无力甚至无聊的点,只有那句“If He cannot, Why believe?!”的质问是最具价值的台词。我喜欢亚德里安·布劳迪的演出,带上眼镜,他和现实中的白修德真的很像。但很遗憾,会演戏的两位奥斯卡影帝选择了一部不讲故事的电影,演技也就无关紧要了。

其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李雪健老师饰),上任河南省主席,在影片中去重庆汇报灾情,想着说,一定要告诉委员长,可是当他发现委员长身边说的每件事都比河南事大,他就选择不说了。仔细想想,蒋介石未必不知道,但他觉得这些是小事会搅乱国际局势,把河南的问题当成小事处理,他觉得丘吉尔斯大林是重要的,河南不就是灾民嘛,不重要,而恰恰如此,随着影片一步一步,日军对河南的态度,让蒋介石到最后为之后悔。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人要占领河南,中国人要把河南作为包袱送给日本人,日本人不接,而当国民党迫于言论压力开始支援河南赈灾的时候,恰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影片最后,委员长问道,“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政府统计1062人。”“实际呢?”,李培基欲言又止的表情让影片添上了一丝黑色幽默。而影片写实的记录了灾民作为"人"的题材,在对比其他当代抗日电影中,灾情地区的人喊着"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一九四二年的背景下理解便意味深长了,比如说卖人这件事,任何一个人在现在把老婆把自己卖了肯定是个悲惨的事,但在一九四二年,肯定是个喜悦的事,而在这里,我脑海里出现的镜头是星星在卖自己的时候说自己能识字,张国立喜悦的一瞬间,恰是作为灾民的观点,要饿死的情况下,有人给你饭吃。你是吃还是不吃?影片最后,灾民在日本人的接济下帮助日本人作战,不免让人为之一叹。

最后,我想说,选择观看《一九四二》,不是出于对大片的期待,不是出于对大腕的追捧,甚至不是出于对这个并不适于被拍成电影的故事本身的喜爱,而是出于,冯小刚和他的团队执着地把这个你可能不喜欢却不该回避的故事讲出来,多一个人知道,历史就多了一点尊严,我对他们表达敬意。

必赢 3

一九四二

影片中另外一个主线人物记者白修德。记者白修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全名为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生于1915年,于1986在纽约逝世。“白修德”是其中文名。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在影片中出场其实并不多,可是恰恰是这个外国人把故事中充斥着饥苦的现实灾民和在虚幻世界的政府巧妙的连接了以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讽刺。在一开始,白修德在重庆受到贵宾的待遇无论在中国和美国政界都受到欢迎,而影片一转,白修德面黄肌瘦的出现在神父梅甘的教堂面前,但是白修德胸前依然挂着他的相机,即便是神父梅甘和他说过,他也许会拿普利策奖,或者成为日军俘虏。他也依然笑着离开了。影片在中期的时候,国民政府统治的重庆还在提前组织人群排练"欢迎外宾",白修德的镜头又出现在了河南灾区,这一次,白修德遇见了老东家。老东家一家已经从原本的避难变成了真正的灾民,所有的细软和粮食都在日军轰炸的失火被兵痞抢走了,而老东家一口带着瞎鹿(冯远征饰)和栓柱叮上了白修德的驴,而这仅仅是另外一个悲剧的开始,老东家他们偷到了驴,白修德只是要回了相机,并不怪他们,而瞎鹿却不小心弄丢了驴,原本老东家一口人想着吃了驴肉改善现状,瞎鹿和栓柱分头去找驴,却给瞎鹿找到了,驴已经被一群兵痞杀了开始吃了,瞎鹿哭着想抢回一些,不料却被兵痞杀害,而在这个桥段中,瞎鹿被打昏在滚水里却说道"你咋往锅里打呢?",桥段中狠狠的揭露了人性在饥荒和乱世的泯灭。在白修德再次回到重庆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在白修德手持相机记录着灾荒的同时对蒋委员长用中文说了一句"我看到了狗吃人"。这种直白的震撼力延续了冯小刚电影的一贯特色。而白修德这个角色正是将重庆政府和灾区联系起来的纽带,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对面国际言论压力的赈灾,也对《一九四二》这个故事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神职人员安西满(张涵予饰),影片中安西满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这个角色是从小被外国传教士收养,生长在中国乡村的神职人员,一个虔诚的教徒,安西满在影片中用满口的河南口音传教也是本篇中给观众一个笑点,而灾难来临时,他却坚信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认为一定会有伟大的力量让灾民生存下去,而日本人的轰炸机过后,把他的现实和理想全部打碎了。另一个与安西满角色分量一样的老马(范伟饰),他的身份也是随着灾难的蔓延而变化的人,“最早是给县长做伙夫,然后因为人手不够,去做巡回法庭的庭长,接着法庭上扣点法庭烙饼,到最后又一摇身变成了日本人的伙夫。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那一句:“饿啊,保命吧”。即便是日本人杀害了栓柱,用同样的方式喂老马吃生鱼片的时候,范伟无疑把老马,一个身份无奈被转换的可怜人表现的淋漓尽致。

电影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亲人一个个离去的过程,所有人慢慢变成了陌生人,当都变成陌生人的时候,二个陌生人又瞬间变成了亲人,这也是黑暗角落里一丝人性的温暖。对于老东家来说逃荒路上失去了一切一切,亲生儿子死于老家庄里的混乱大火,儿媳妇在生下孙子后病死,老伴饿死在漫长逃荒路上,亲身女儿被迫卖去换了五升小米,而在眼看就要见到希望,快到陕西的时候这片净土,重新憧憬未来的时候,最后的亲人小孙子留成也死在了怀中,这仿佛是冯小刚导演把一切灾难都降临在了老东家的身上。而最让我记忆尤深而又最佩服的是张国立把老东家把这个苦难的角色确实描绘的栩栩如生,他触动了所有人的灵魂,故事的最后老东家拉着小女孩的手不逃荒了,往回走了,他的亲人都死去了,其他人也不认识了,碰到的小女孩的亲人也是都死了的,不知是小女孩拯救了老东家还是老东家拯救了小女孩,但是老东家说,“叫一声爷,咱不就认识了么?”, 她叫了一声爷,他拉起她的手,俩人瞬间成了亲人,于是我们也对“亲人”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

本文由必赢发布于影视,转载请注明出处:一部饥饿的电影,一九四二

关键词: 必赢

上一篇:但却没有她的小幸运

下一篇:没有了